圆明园兽首的利益攸关方

　　“因为战争掠夺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。对于这次拍卖的兽首，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这么认定，但是法国的法官恐怕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心，你必须拿证据来证明，老说‘毋庸置疑’是不行的”

　　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米艾尼 | 北京报道

　　那场即将在巴黎落槌的拍卖，和80多位中国律师提起的诉讼，已经紧紧纠缠在了一起。

　　其实，二者可能相去甚远。当然，律师刘洋并不认可这一说法。

　　2009年2月17日，当久旱的北京落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这位50多岁的律师刚刚走下从北京到海口的飞机。他在电话中踌躇满志地告诉《望东方周刊》，此行是为了办护照，然后就去法国打官司。

　　同一天，位于北京建外大街的佳士得拍卖行北京联络处仍然继续沉默，蜂拥而至的媒体被告知采访申请将转往法国总部，这也意味着回音杳然。在牛宪峰看来，这是一种高调中的低调。

　　牛宪峰的身份是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。这个名称拗口的公益性社团，隶属于由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。此前，它曾参与了圆明园猪首铜像的回购运作。2008年秋天，佳士得将拍卖另两个圆明园兽首铜像---兔首、鼠首的消息，就是由这家基金会首先在国内发布的。

　　很多人其实都忽略了事件的真正主角：78岁的皮埃尔·贝杰。在他的商业伙伴及男友伊夫。圣罗兰于2008年6月去世后，他是备受关注的这两件圆明园遗物的实际所有人。

　　另一个让这次事件升温的信号是，2009年2月12日，外交部发言人就佳士得公司拍卖圆明园兽首一事正式提出抗议。“这其实是我国外交部门第一次对海外流失文物表态，在我国文物史上意义相当重要。”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学会会长马自树告诉本刊记者。

　　尽管公开消息一波三折，但拍卖已如箭在弦上。当2月23日、24日抑或25日的某一个时刻，在巴黎大皇宫槌声清脆之时，拍卖的结束，却也未必意味着纷扰的落幕---律师们有自己的应变之策，买卖双方或许未必落袋为安；而外流文物的身世命运以及围绕着它们的舆论漩涡，依旧会牵动人心。

　　律师刘洋

　　在黄寺大街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，微微发福、嗓门洪亮的刘洋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。

　　刘洋祖籍江苏，15岁开始在乌鲁木齐的工厂上班。那时的“文学青年”刘洋曾想做诗人、作家。后来他考上了大学。1989年，刘洋跑到海南“闯荡”。“我要追求另外一种成功，我梦想着成为像李嘉诚一样远近闻名的富翁。”他曾这样对媒体说。

　　因为一次偶然帮朋友的公司处理房租纠纷，刘洋被聘为法律顾问。此后他便进入法律行业，并成为一名职业律师。

　　刘洋进入公众视线，源自2007年起诉美国收藏家讨要龙门石窟佛首的案件。此案虽然在洛阳中院立案成功，但终因没有原告不了了之。但刘洋说，为这个诉讼追索的法律课题，他足足准备了4年。

　　有媒体这样评价刘洋：“不像正襟危坐的律师，倒像热情健谈的商人。”

　　获得“中国诉讼追索海外文物第一人”称号的刘洋，后来并不像其他“公益律师”那样经常在媒体上露面。他离开了只有十几名律师的北京京剑律师事务所，转投拥有100多位注册律师，在上海、武汉、深圳和重庆设有分所的天依律师事务所，并成为合伙人。

　　就是在这里，他看到了圆明园兽首铜像将被拍卖的消息。“我马上放下了手头的工作，一头扎进图书馆。最后，我得出的结论是，此案可诉。”

　　刘洋随即开始在网上公开征集律师，组成国内律师团进行诉讼准备。

　　圆明园兽首诉讼面临着和龙门石窟佛首案同样的问题：原告缺位。圆明园管理处很快就拒绝了“邀请”。这时，刘洋想到了在龙门石窟佛首案中结识的牛宪峰。

　　瞄准流失“国宝”的基金会

　　牛宪峰说，他们很早就曾接触过兔首和鼠首的卖家。那还是在2003年，基金会刚刚运作了猪首回购，由澳门“赌王”何鸿向该基金会捐款85万美元，从美国收藏家手里买回了这件文物并捐献国家。

　　“中间人说1000万美元一只，我们买不起。”牛宪峰并不了解当时所有者的身份。但根据后来的信息，伊夫。圣罗兰此时已经拥有了这两件文物。牛宪峰也承认，在充满传奇和秘密的国际文物市场，他们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

　　成立于2002年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，由保利集团出资数百万元作为创始基金，次年便以运作猪首回购而闻名。然而，此后该基金运作的几个“国宝工程”项目均以失败告终。

　　钱是主要问题。这个瞄准了流失海外的“国宝”的基金会，并没有常备的大额资金，一般都在确定目标后再找买家。他们曾经看好的文物包括子龙鼎、北宋木雕观音等等，还曾经组织龙门石窟佛首的国内展览，希望借此吸引买家。

　　然而，他们联系到的买家要么觉得物非所值，要么没有兴趣，屡屡无果。倒是这些文物后来陆续被“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”收购。

　　2008年10月，在了解到佳士得将拍卖兽首后，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就向拍卖行和兽首的所有者“皮埃尔。贝杰与伊夫。圣罗兰基金会”发去信函，希望对方终止拍卖。

　　“给贝杰发过中文、法文两封信，主要内容是，圆明园的事情我们要正确对待，如果不进行拍卖，可以谈其他的合作方式。”牛宪峰说，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音，以他们多年和拍卖公司接触的经验，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先让他们撤拍。“撤拍不撤拍，是一个原则问题，只要不拍卖，其他还有的商量。”

　　在私下沟通中，佳士得的意思表示得很明确。“他们说这是一个整体的拍卖，不能拆分，所以拒绝撤拍，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说辞。”

　　艺术大师和他的伙伴

　　此次拍卖其实是由贝杰的一个拍卖公司与佳士得合作举行的。

　　贝杰于1957年与圣罗兰相识，那年迪奥公司始创人克里斯蒂·迪奥病逝，仅有21岁的圣罗兰主持公司的时装发布会，结果大获成功并因此成名。

　　圣罗兰一生只去过英国、日本和中国，并因此对东方文化非常钟爱。在上世纪70年代事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候，他的床头摆满了佛像、佛像图片和中国水墨画。这些文物中最珍贵的部分，都将出现在定于2月下旬举行的拍卖会中。

　　这700多件收藏品总估价约3亿欧元。其中受到西方收藏者关注的有：圣罗兰巴黎公寓客厅的毕加索真品，估价约3000万欧元；塞尚最大的水彩画。

　　据本刊记者获得的消息以及刘洋律师团的调查，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一位著名的法国文物商人向圣罗兰出售了圆明园兽首，但价格并不为外人所知。

　　而兽首也是由他人出售给这个法国文物商人的。此前大约70年，这两只兽首的经历根本无从考究。

　　圣罗兰去世后，贝杰决定出售所有收藏品，用于建立一个研究艾滋病的基金。“贝杰可能很难妥协。”牛宪峰说。一直为圣罗兰经营公司的贝杰以逐利著名，“他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者。”

　　就在牛宪峰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他接到了刘洋的电话。

　　谁来当原告

　　刘洋希望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作为原告的原因是，“根据法国法律，与诉讼结果具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人，工作与此事有实际关联性的团体和协会以及国家检察官，这三类群体都可以作为原告进行起诉。”

　　不过在长时间的考虑之后，基金会还是拒绝了刘洋的要求。

　　基金会的担心是，这样民间自发的诉讼，其准备工作以及可以获得的资源都极其有限，一旦诉讼不成功，将对以后的法律追讨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。

　　2009年1月16日，律师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声明诉讼的方式和程序。圆明园和基金会的人也到场了，这是三方第一次在同一个场合碰头。

　　牛宪峰是代表基金会去的，他说，自己“悄悄地进去，只是想听一听，不准备发表什么意见”。刚开始，除了一些记者，也没有人发现他。

　　“但是后来圆明园的人到场了，刘洋和他的同伴们一下子就激动起来，他们以为圆明园同意做原告了。”但是整个会议中圆明园方面并未发表任何意见，而且提前离席。

　　后来圆明园新闻发言人宗天亮以个人身份表示：“对于律师的爱国心和热情我们是支持的，也是赞同的。但是这个事情要做成一个可操作性的，不是一个炒作性的。”

　　在他看来，对方持有的中国文物已经几次倒手贩卖，给法律追索带来极大障碍。“我们做原告，我们告谁呢？人家的东西是买来的呢？告了又怎么样呢？”

　　这同样也是牛宪峰的担心，“我也多次跟刘洋说，不管是阻止他拍卖也好，是索回也罢，你应该要明确性质上的问题。只有因为战争掠夺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。对于这次拍卖的兽首，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这么认定，但是法国的法官恐怕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心，你必须拿证据来证明，老说‘毋庸置疑’是不行的。”

　　刘洋最终在博客上发帖寻找原告，一位名为爱新觉罗。州迪的老人应征而来，自称多尔衮十世孙，溥仪的堂弟。据说他家整个房子满目明黄，从地板到天花板，从书柜到橱柜，从电视机到电话机，所有的装修、家具、日用品一律选用这种象征高贵皇室血统的颜色。

　　州迪的出现以及后来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40万元诉讼费的支持，让刘洋曾有峰回路转、柳暗花明的感觉。

　　不过在与刘洋通电话时，他告诉本刊记者，州迪做原告在身份认定上也“还有些问题”。

　　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回收文物，我肯定不会买它们

　　2月9日，律师团的律师函发给了佳士得和贝杰。刘洋确定了一个先礼后兵的计划。律师函中说，如果贝杰在3天之内未作出回复，就启动诉讼。

　　结果，第二天牛宪峰就收到消息：欧洲报纸报道说，鉴于来自中国的舆论压力，佳士得已与卖主达成协议，取消公开拍卖，改为私下交易。

　　牛宪峰觉得这个消息来源有些不可靠。果然，2月12日佳士得公开辟谣，将如期举行拍卖。佳士得拒绝中国律师团的理由很明确：“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件艺术品归还给中国，我们也必须把卢浮宫内的古代埃及方尖石塔，以及无数的绘画作品都归还出去。”

　　刘洋却相信其中透露出一些信息，他觉得律师函“还是起到了震慑效果”。

　　不过一些旁观者并不这么认为。北京一家著名拍卖行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，2001年7月佳士得就曾曝出丑闻，其老板弗郎索瓦。皮诺特竟然在佳士得拍卖会上竞购艺术品。

　　其实从猪首开始，圆明园生肖兽首铜像的价格就节节上升。牛首、猴首和虎首分别达到774.5万港币、818.5万港币、1544.475万港币。2007年的马首更达到6910万港币的创纪录价格。“查询国外有关这次拍卖会的新闻就会发现，中国参与兽首竞争的报道已经超过了对圣罗兰的关注，换句话说，兽首已经成为可能超越圣罗兰遗物的卖点。”上述负责人认为，即使兽首最后真的迫于中方压力未能拍卖，这次拍卖会在国际上引起的关注也足够高了。

　　而对于国内的专业文物工作者来讲，兽首本身就是“题材股”。

　　“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回收文物，我是肯定不会买它们的。”马自树对本刊记者说，他在任时分管博物馆工作，主持了大量珍贵文物的回流和收藏。

　　在马自树看来，兽首并不能说做工精美，原来用作报时喷泉喷嘴的它们属于大型摆放物，没有精巧的花纹。同时，这些为圆明园所造的仿西方艺术风格的作品，也不能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。“总之我是不会买的。”他的说法，代表了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国内文物界元老的态度。

　　其实在英法联军上报的战利品清单中，并没有圆明园兽首的记载。

　　根据国际战争条约，缴获战利品是战争者的合法行为，清单中没有兽首可以认为它不属于战利品之列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代表着没有确切记录证明兽首是因该次战争遗失的。事实上，已经有国内学者认为，兽首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前就已经从圆明园遗失。

　　这些模糊和争议，是律师团必须面对的问题。■